隋唐时期，国力强盛，大象威武雄壮的身姿更能彰显盛世气象。宫廷更多地使用驯象作为仪仗，东南亚各国纷纷进献驯象。杜甫曾作《越人献驯象赋》，赞叹大象“动高足以巍峨，引修鼻而嘘吸……牙栉比而椮椮，眼星翻而熠熠”，其“威容足尚”，足以“光有唐之城邑”。也有学者认为《越人献驯象赋》“是否为杜甫所作，尚不能确认，应该保持存疑的审慎态度”。

开天盛世，唐玄宗在宫里驯养大量舞象，在驯象人的教导下舞技高超，经常于玄宗生日千秋节勤政楼宴会上“入场，或拜，或舞”，引得安禄山“见而悦之”，在内心激发起也想过上玄宗一样逍遥生活的野望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据此批评玄宗“崇华靡以示人，适足为大盗之招也”。

安禄山发动叛乱攻陷长安后，将玄宗所驯养大象全部驱赶到伪都洛阳，向叛军集团的“幽燕戎王、藩胡酋长”吹嘘道，“自吾得天下，犀象自南海奔来，见吾必拜舞”，大象“尚知天命所归，况于人乎，则四海安得不从我”。说罢让手下带驯象现场表演，让戎王、酋长眼见为实。不料驯象“瞪目忿怒，略无舞者”，没有一头起舞为安禄山演示天命所归。安禄山“大惭”，命人用烈火烧、石头砸等残酷手段将大象杀死，“流血数石”。众人见之，“无不掩泣”。

唐代宗时期，文单国(今天老挝一带)曾进贡驯象，代宗将之放进皇家宫苑饲养，耗费饲料颇多。代宗之子德宗即位后，刷新政治，表示“象费豢养而违物性，将安用之”，驯养大象既损耗钱粮，又违背大象天性，遂将宫中饲养的42头大象全部放归山林。

父皇代宗受纳，儿子德宗放归，父子孰是孰非，朝野颇有议论。学士独孤绶上《驯象赋》，其中有“化之式孚，则必受乎来献；物或违性，斯用感于至仁”句，认为代宗接纳，是怀柔之举；德宗放归，是仁爱之心，可谓“不辱其受献，不伤放弃”，无论接纳还是放归都是王者之风。德宗颇为欣赏，认为独孤绶站位得当。

但德宗为政有始无终，在位后期的贞元年间，弊政丛生。贞元九年(793)十月，环王国(今天越南中南部一带)进贡犀牛，德宗欣然笑纳，放于宫苑中驯养。贞元十二年(796)十二月，长安“大雪平地二尺，竹柏多死”，犀牛不耐严寒“死于苑中”。白居易以德宗先放大象，后收犀牛为例，“感为政之难终也”，写诗《训犀》嘲讽“所嗟建中异贞元，象生犀死何足言”。

人象相伴

当驯象进宫向君王拜舞时，野象在山林中与百姓相伴互助。唐代传奇小说中，经常有大象进村请猎人射杀捕食大象的巨蟒、怪兽等，或请村民为其治病，然后回赠百姓象牙报恩的故事。

据《朝野佥载》，位于今天广西和越南中北部一带的安南都护府所产大象，聪明正直，可断善恶，“能默识人之是非曲直”。来往山林的百姓如有相争之事，大象会放“有理者”过去，而用象鼻将“负心者”卷起，“掷空中数丈，以牙接之，应时碎矣”，由是再无人敢互相争斗。

元明清时期，宫廷继续驯养大象。明朝设有归属锦衣卫的演象所、驯象所，负责训练大象在朝会前站班充当仪仗。重大朝会“役象甚多，驾车驮宝皆用之”，即使是常规早朝也要用六只大象在午门两侧站班。百官入朝完毕，大象会“以鼻相交而立，无一人敢越而进矣”。据《帝京景物略》，每年三伏天，驯象所会牵引象群到宣武门外河中洗浴，“象次第入于河”，宛如“苍山之颓”。象群昂起额头大耳，“鼻舒纠吸嘘出水面，矫矫有蛟龙之势”，成为京师一道盛景，“观者两岸各万众”。

驯象所会根据大象站班次数多寡、表现好坏，确定大象的品秩，不同等级大象的吃喝待遇均有差异。据明人谢肇淛所著《五杂俎》，大象如“有过或伤人”，会受“贬秩”处罚，降低饮食标准，甚至还会处以杖刑。而执行杖责的部分工作竟由大象同伴完成，“二象以鼻绞其足踣地”，两只大象会用象鼻将犯错大象绊倒在地，然后由驯象人进行杖打，打完后大象还要起立谢恩。

如果当天轮值大象“有疾”，不能站班，驯象人会“牵诣它象之所，面求代行”，让大象自己去找同伴请求代班。只有其他大象同意替班，生病大象才能休息。如果其他大象不愿替班，驯象人也不能强迫，否则后果相当严重。

据《广信府志》，明嘉靖三十年(1551)九月初十，“值班之象偶病”。患病大象估计平日“象缘”不好，竟然没有一个同伴愿意替它站班。驯象人无奈，强令“一象代之”，代班大象“亦不乐行”，一路上“喷喷作声，若抱不平状”。走到长安右门时，门锁还未开启，代班大象竟“怒以鼻触之”，将门槛折为两截，“闯门而入”，到紫禁城承天门即今日天安门后，又死活“不肯进”。直到当天值班的其他大象围拢过来，“相率导之”，反复劝说，代班大象“乃行，然犹有不平状”，憨掬可爱之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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